经济增长，就是回到普遍规则上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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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遇到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。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做法，通常是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，这种做法追求总量，不考虑个体的需求满足，在逻辑上难以成立。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应该从“人的行为”角度来理解，把经济增长问题视为人的行为遵循什么规则的问题。

可以把规则分为“人为的规则”与“普遍的一般性规则”（普遍规则），它对应于哈耶克的立法与法律。受人为规则支配的通常是公共部门，受普遍规则支配的是市场部门。当人的行动受人为规则支配时，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。这是因为个体的行动被引导到满足给定的人为目标，而不是由他自己的发现或意识到的利润机会来指引他的行动。当人的行动受价格与利润指引时，人的行动才可能是创造价值的，因为利润体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，而更好地满足需求才是创造了价值，新创造了价值才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增长。否则，比如通过多印钞的做法，看似经济总量的数据增大了，但没有实际的经济增长。

所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把人从“人为的规则”中解放出来，也就是从不创造价值的部门中解放出来，转向从事创造价值的活动。如公共部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庞大，则经济增长将受阻，因为这些部门不是利润导向的，无法做到更好地满足需求。如前所述，增长最终体现在价值上，也就是需求的更好满足上。更好地满足需求，也就是创造价值，才能实现增长，而公共部门的收入通常是来自政府，从事的是分配性活动，因此是不创造价值的，也无助于经济增长。

所以，当更多人从事价值创造活动，而不是分配活动时，经济才能增长。这意味着支配人的行动的规则要发生相应的改变，即从之前的人为规则，转向普遍规则。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，都是回到了普遍规则，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例子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实施的是人为规则，这种规则也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，而市场化改革就是回到市场原理，让一般性原理支配人的行为，如包产到户，允许人们流动，允许人们经商与创业，允许来外商投资，放开国际贸易等等，就是回到普遍规则的例子，这样人的企业家精神就释放了出来，经济马上发展了。对当下来说，也应该以这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。

这里涉及到对“企业家精神”的理解。在人为规则下，也就谈不上发挥企业家才能，因为那是一种分配性努力或寻租性努力，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。相反，在普遍规则下，人的行动才是指向更好地满足他人需求的，这时才可以谈企业家精神。这时他的行动促进了分工合作，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，也为他人创造了机会，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。一个例子是在人民公社时代，农民在地里磨洋工，能够偷懒则尽量偷懒；改革开放后，回到了普遍规则，农民的企业家精神马上就涌现出来，因为产权制度保障了他努力的收益可以归他自己，他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，需求和供给都被创造出来。这种产权制度就是符合普遍规则的。

所以，不能像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从“总量”来理解经济增长，而是应该从“规则”角度来理解它。让不符合普遍规则的部门，回到按照普遍规则来运作，这样经济就增长了。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就是不符合普遍规则的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取消了人民公社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到了普遍规则，让普遍规则来支配农民的行为，不仅粮食产量马上大幅提高，乡镇企业也大量涌现。让普遍规则支配人的行动，也就是让市场检验一个人的行动是否创造价值，而不是由人为的规则说了算，这就是经济增长之道。

这样就区分了两种增长模式，一是人的行为只受普遍规则的约束，在这种规则下，人可以充分地追求其自己的最大利益；另一种是人的行为受人为规则的支配，为人为的目标服务，如大跃进时的钢铁产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没有追求其自己目标的自由，而只能服务于给定的目标，根据目标完成的程度得到人为的奖励。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先把人管起来，然后假装给予某些激励，甚至某些方面是免费的，在计划经济国家就是如此。相比之下，第一种模式下，人不受人为规则的支配，他的激励来自他自己的目标，而不是外在的。顺便要说的是，北大某教授提出的“市场+官场”模式或“晋升锦标模式”，没有区分这两种激励，即来自普遍规则的激励和来自人为规则的激励，本质上是一种支持计划经济的学说，也充分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。

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，一定是因为普遍规则越来越多地被人为的规则取代，如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服务于政府目的的制度安排中，这导致了国家化取代市场化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敌人。要实现经济增长，需要有这样的观念转变，即经济增长不需要也不应该向经济体注入更多的货币，只需要更多地让人的行为受普遍规则的支配就够了。